 百宸观点 | 基金纠纷：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的程序性问题（下）142
发表时间：2022-04-07 17:47 前言 在上篇文章中，我们已经探讨了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体资格问题，本篇文章将继续探讨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的主管和管辖问题，以及提起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是否需要前置程序的问题。 一、案涉争议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协议管辖条款，是否直接适用 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对上述问题给出明确答复，司法实践中，法院的态度在不同的案件中截然不同。稍有不慎，有限合伙人甚至有可能被挡在实体审理的大门之外。 （一）有法院观点认为，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应受合伙企业与债务人签订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约束，而不应由法院管辖，但仲裁委却以有限合伙人并非案涉合同的签订方为由不予受理，有限合伙人陷于进退失据的困境之中 钜洲资产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己的名义对新湃传媒提起的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及相关的系列案件典型地代表了司法机关对主管和管辖问题进行认定时裁判标准不统一的状态。 在（2019）浙0291民初2860号案件中，钜洲资产作为新湃瑞影的有限合伙人，对债务人新湃传媒提起了诉讼。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认为，新湃瑞影与新湃传媒签订的《摄制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合法有效，钜洲资产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提起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虽然其不是上述协议的当事人，但其作为新湃瑞影的有限合伙人，诉讼请求系以新湃瑞影与新湃传媒的协议为基础要求新湃传媒向新湃瑞影赔偿损失，故钜洲资产应受《摄制协议》中仲裁条款的约束，应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1] 但众所周知的是，仲裁程序仅适用于合同签订主体之间，而显然有限合伙人并非案涉争议合同的当事人。事实上，在（2019）浙0291民初2860号《民事裁定书》作出之后，钜洲资产确实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过仲裁，但北仲以钜洲资产并非仲裁协议签署方为由拒绝受理。[2]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护自身权益，钜洲资产又提起了仲裁协议效力确认之诉。 在（2019）京04民特661号案件中，钜洲资产认为，根据《仲裁法》第4条规定，仲裁协议只能够约束协议签订当事人，不可扩张适用于未签订的第三人，否则将剥夺第三人选择诉讼解决问题的权利。钜洲资产并非案涉争议合同的签署方，仲裁条款对其应无法律约束力。并且，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制度之根源是法律对执行事务合伙人不当执行合伙企业事务行为的一种纠正，这种纠正理应包括有限合伙人对因合同关系引起纠纷的争议解决方式和管辖的选择。据此，新湃瑞影与新湃传媒约定的仲裁条款不应约束钜洲资产。[3] 但是，北京四中院一审认为，本案为仲裁协议效力审查案件，本案申请提出主体及内容均不是仲裁协议效力审查案件的受理范围，对钜洲资产的申请，北京四中院不予审查。[4]二审中，北京高院认为钜洲资产并非案涉争议合同的当事人，不符合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条件，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5] 从上可知，钜洲资产作为有限合伙人，想要提起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却连实体审理程序都无法进入。法院以其应受仲裁条款约束为由，不予受理；仲裁委员会又以其并非仲裁协议当事人为由，拒绝受理；迫于无奈的钜洲资产向法院提出了确认仲裁协议对其并无法律约束力的申请，但由于该申请并非仲裁协议效力审查案件的受案范围，法院直接不予审查。钜洲资产陷入了维权无门的境地之中。 根据我们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的情况，钜洲资产后续又向新湃传媒所在地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但由于未在规定的时间内缴纳案件受理费，被法院按照撤回起诉处理[6]，对于其与新湃传媒之间纠纷的最终解决情况，我们不得而知。 同样的境况也发生在楼月梅与黑河中兴牧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案件中。该案中，楼月梅作为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人提起了诉讼。黑河中院一审认为，其应受合伙企业与债务人签署的《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约束，通过向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提起仲裁解决争议。楼月梅在上诉理由中表示，其向《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仲裁机构经审查后，认为楼月梅并非《协议》当事人，因此对仲裁申请不予受理。然而，黑龙江高院仍认为楼月梅应受《协议》中仲裁条款的约束，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7] （二）亦有法院认为，虽然合伙企业与债务人在案涉争议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但有限合伙人并不受该等条款约束，可以依据《合伙企业法》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整体上司法实践呈混乱不一的状态 在（2019）浙02民初176号之一案件中，钜洲资产作为新湃玄影的有限合伙人，对债务人新湃传媒提起了诉讼。新湃传媒以其与新湃玄影之间存在仲裁协议为由对本案管辖权提出了异议，宁波中院基于以下两点理由驳回了新湃传媒提出的异议： 第一，钜洲资产作为新湃玄影的有限合伙人，在本案中以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为由提起的诉讼属于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其提起诉讼的权利来源于《合伙协议》第5.7.2条的约定及《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 第二，涉案新湃传媒与新湃玄影签订的《项目协议》约定争议提交签署地法院管辖，直至2018年11月23日，新湃玄影与新湃传媒才签订了补充协议，将争议解决条款修改为“双方同意在北京市仲裁委员会解决”，意图排除人民法院管辖，但钜洲资产并非涉案补充协议的当事人，不受补充协议仲裁条款的约束。[8]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有限合伙人提起的另外一起、且受理法院同样为宁波中院的案件中，宁波中院却又持不同的观点。在（2020）浙02民终725号案中，钜洲资产作为新湃玄影的有限合伙人，对债务人乐福公司提起了诉讼。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乐福公司与新湃玄影签订《项目协议书》及协商解除协议将争议解决方式约定为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约定条款合法有效。钜洲资产提起的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诉讼请求系以乐福公司与新湃玄影之间的协议为基础要求乐福公司向新湃玄影承担违约责任，故钜洲资产应受协商解除协议中仲裁条款的约束，应向北仲申请仲裁。钜洲资产提起上诉后，二审法院宁波中院经审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9] 同样是宁波中院作出的裁定，结果却截然不同，这两个案例典型地代表了在法律法规缺乏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各地法院对于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的主管及管辖问题在裁判标准上的混乱。 除上述案件外，其他法院在审判中也对此问题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裁决，有法院认为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应受案涉争议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协议管辖条款的约束，例如黑龙江高院（2019）黑民终142号案、最高院（2019）最高法民辖终470号案、苏州中院（2018）苏05民辖终1492号案等。也有法院认为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不应受案涉争议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协议管辖条款的约束，例如深圳中院（2018）粤03民终9204号案、衢州中院（2020）浙08民终769号案等。 （三）司法实践混乱的根源在于，在现行法律法规并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不同法院对于案涉争议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协议管辖条款的效力范围认识截然不同，《仲裁法》修订后或能解决这一问题 从法院的裁判理由来看，认为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应受案涉争议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协议管辖条款的约束的理由主要是有限合伙人代合伙企业主张权利，属于法定的诉讼（仲裁）担当，裁判结果亦由合伙企业所承受，自然应受案涉争议合同中仲裁条款/协议管辖条款的约束，否则，合伙企业完全可以通过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的方式规避其与第三人之间的仲裁条款/协议管辖条款。 认为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不应受案涉争议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协议管辖条款的约束的理由主要是有限合伙人并非该等合同的当事人，并未作出受该等条款约束的意思表示，尤其对于仲裁而言，仲裁协议的效力不宜过分扩张，适用该等条款违反了仲裁制度中最基本的意思自治原则。 值得庆幸的是，司法部于2021年7月30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五条规定：“公司股东、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依照法律规定，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合伙企业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的，该公司、合伙企业与对方当事人签订的仲裁协议对其有效。” 如果该条规定最终获得通过，那在案涉争议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的情况下，仲裁委员会受理有限合伙人提起的派生仲裁就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参考这条规定，案涉争议合同中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也应适用于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相信法律规则的明确能够为当事人依法维权打开一扇大门。 二、案涉争议合同中并未约定管辖条款，有限合伙人提起的派生诉讼由谁管辖？ 在案涉争议合同中并未约定管辖条款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对于一般的合同纠纷，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10]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关于级别管辖，由于原告与被告的住所地是否均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可能会影响案件的级别管辖，所以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原告住所地？是以提起诉讼的有限合伙人所在地作为原告住所地，还是以实际承受诉讼后果的合伙企业所在地作为原告住所地？ 在（2016）最高法民辖终94号案件中，信达公司作为融实投资的有限合伙人，对债务人融投置业提起了诉讼。融投置业认为，信达公司与融投置业之间并无直接债权债务关系，与融投置业之间产生直接借款关系的是融实投资。信达投资作为有限合伙人之一，代融实投资提起诉讼，其主体身份应当按照融实投资对待。融实投资注册地为石家庄市，属于河北省行政区域内当事人，根据级别管辖规定，本案应由石家庄中院管辖。 最高院认为，融投置业认为信达公司的主体身份应当按照融实投资对待的理由不能成立。信达公司的住所地在北京市西城区，融投置业的住所地在河北省，属于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情形，根据级别管辖的规定，河北高院对本案有管辖权。[11] 由此可见，原告住所地应为提起诉讼的有限合伙人所在地，这与此前讨论的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中各有关当事人的主体身份也是一致的，有限合伙人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是当然的原告，而合伙企业并非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的原告，自然不应以其住所地作为原告住所地。 三、有限合伙人并未提起合同之诉，而是提起侵权之诉，管辖法院应如何确定？ 如果有限合伙人并未提起合同之诉，而是提起侵权之诉，那无论是否存在案涉争议合同，也无论案涉争议合同中是否有约定仲裁条款或协议管辖条款，都不会影响管辖法院的确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回到前文讨论的钜洲资产与新湃传媒的系列纠纷，我们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时，发现钜洲资产还曾在广州中院对新湃传媒等主体提起过侵权责任纠纷[12]，该案最终以调解方式结案，因此并未在网上公开具体的案情，但我们推测，该案或是钜洲资产在提起合同之诉无法解决管辖问题的情况下，试图以提起侵权之诉的方式来主张权利的另一种尝试。 四、提起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是否需要前置程序？ 不同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13]，《合伙企业法》并未对有限合伙人提起派生诉讼设置前置程序。《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合伙人的下列行为，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七）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本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该条规定将“督促执行事务合伙人行使权利”与“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相并列，因此，在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有限合伙人既可以选择督促执行事务合伙人行使权利，也可以选择直接提起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督促执行事务合伙人行使权利”并非有限合伙人提起派生诉讼所必须的前置程序。 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法院并未对有限合伙人提起派生诉讼是否履行了前置程序进行审查，在（2018）粤03民终9204号案件中，深圳中院更是直接表示：“一审裁定认为，有限合伙人在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本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具有前置程序，该处理意见没有法律依据。”[14] 因此，我们认为，从程序的角度而言，有限合伙人提起派生诉讼不需要履行前置程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督促执行事务合伙人行使权利”这一行动不重要，该行动虽然并非起诉所必须，却是证明“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的重要证据。 司法实践中，有限合伙人往往是通过举证证明其已经多次督促执行事务合伙人行使权利，而执行事务合伙人却一直并未采取行动，才让法院确认“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这一派生诉讼的实质性条件已经达成。关于此问题，具体请见下篇文章关于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实质性问题的讨论。 备注： [1] 见（2019）浙0291民初2860号《民事裁定书》； [2] 见（2019）京04民特661号《民事裁定书》； [3] 见（2019）京04民特661号《民事裁定书》； [4] 见（2019）京04民特661号《民事裁定书》； [5] 见（2020）京民终372号《民事裁定书》； [6] 见（2020）黔2328民初1502号《民事裁定书》、（2020）黔2328民初2081号《民事裁定书》； [7] 见（2019）黑民终142号《民事裁定书》； [8] 见（2019）浙02民初176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9] 见（2020）浙02民终725号《民事裁定书》； [10] 《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11] 见（2020）浙02民终725号《民事裁定书》； [12] 案号为（2019）粤01民初879号； [13] 《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由此，股东提起代表诉讼需要先履行书面请求监事会/监事或董事会/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只有在监事会/监事或董事会/执行董事拒绝提起诉讼，或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时，股东方能提起代表诉讼。 [14] 见（2018）粤03民终9204号《民事裁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