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宸观点 | 基金纠纷：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的程序性问题（上）215
发表时间：2022-02-24 16:45 近年来，私募基金纠纷频发，甚至基金管理人失联、跑路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往往会面临难以维权的困境。尤其是对于以有限合伙企业形式设立的私募投资基金，在基金管理人不履行职责或者失联的情况下，投资人作为有限合伙人，囿于其限制性身份，往往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此时，提起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或许成为了投资人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是指当有限合伙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追究相关第三人责任时，有限合伙人为了合伙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第三人提起的诉讼。在我国，有限合伙人提起派生诉讼的请求权基础来源于《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第二款第（七）项的规定。[1] 实践中，有限合伙人除了可以提起派生诉讼以外，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还可能提起派生仲裁，为便于表述，本文将有限合伙人提起的派生诉讼和派生仲裁统称为“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并将从司法实践中各级法院的裁判思路出发，对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在实务中的有关法律问题进行探析。 本篇为此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主要关注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体资格问题。 一、未经工商登记的有限合伙人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 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是有限合伙人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诉讼，因此，有限合伙人在诉讼程序中将作为原告出现，这一点基本上不存在什么争议。需要探讨的是，对于未经工商登记的有限合伙人而言，在没有公示信息证明其有限合伙人身份的情形下，是否具备适格的原告主体资格。 （一）已有的司法判例：否认未经工商登记的有限合伙人的原告主体资格 《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登记事项中应当载明有限合伙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认缴的出资数额。”《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合伙企业的登记事项应当包括：……（六）合伙人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承担责任方式、认缴或者实际缴付的出资数额、缴付期限、出资方式和评估方式……” 根据上述规定，有限合伙人的主体身份及认缴的出资数额等信息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对于未经工商登记的有限合伙人，司法实践中已有法院作出否认其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 在（2016）京0107民初14917号案件中，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认为，《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六条规定了有限合伙企业登记时，必须对有限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进行登记。企业登记事项具有法定的对外效力，是判断是否具有企业有限合伙人身份的标准。本案中，宋奇峰向弘信管理中心投资，并签订《合伙协议》，但弘信管理中心未将宋奇峰登记为有限合伙人，故宋奇峰不是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的适格原告。[2]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案件中的原告宋奇峰，还在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案号为（2016）津0114民初9707号的另一个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 武清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法院调取的锦秋投资中心工商登记档案材料，宋奇峰并未登记为锦秋投资中心的合伙人，且锦秋投资中心的合伙协议约定新入伙的合伙人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而本案中宋奇峰并无与全体合伙人签订入伙协议或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入伙方面的证据，其与锦秋投资中心签订的协议并不能视为其加入锦秋投资中心的入伙协议，宋奇峰并未能真正成为锦秋投资中心的有限合伙人，故其以自己的名义为锦秋投资中心的权益提起的诉讼无据可依。[3] （二）股东身份确认裁判规则的参考：股东身份的确认并非仅仅依据工商登记信息 上述裁决似乎将未经工商登记的有限合伙人提起派生诉讼的大门关上了，但鉴于法院裁决并未透露过多的案件信息，得出该等结论为之尚早。鉴于司法实践中尚无太多关于未经工商登记的有限合伙人提起派生诉讼的参考案例，我们或可从公司股东身份确认的裁判规则中窥得一些法院的裁判思路。 在（2014）民提字第00054号案件中，最高院认为，股东身份的确认，应根据当事人的出资情况以及股东身份是否以一定的形式为公众所认知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本案中，最高院基于以下事实认为万家裕已经取得了宏瑞公司的股东身份： （1）万家裕已经向宏瑞公司实缴出资，万家裕打入宏瑞公司账户的510万元为出资款而非借款； （2）万家裕的股东身份已经记载于宏瑞公司的章程，万家裕也以股东身份实际参与了宏瑞公司的经营管理。[4] 在（2016）最高法民终18号案件中，最高院认为，在公司内部涉及股东之间的纠纷中，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未经登记的股东不具备股东资格，而是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石圪图煤炭公司以签订《股权认购协议书》的形式，确认了焦伟及毛光随股东之身份，并认可该二人享有公司股东的权利及义务，据此，可以确认毛光随系石圪图煤炭公司隐名股东这一身份，其股东资格不因未工商登记而被否定。对公司外部而言，公司的股权应当以对外公示的工商登记为准；而在公司内部，有关隐名股东身份及持股份额之约定等属于公司与实际出资人或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的合意，除非隐名股东要求变更为显名股东以外，该约定不会引起外界其他法律关系的变化，亦不会破坏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故一般应当认可其有效性。[5] 从以上两个案例可知，最高院对于公司股东身份的确认并非仅仅依据工商登记信息，而是在综合考虑当事人的出资情况、股东身份是否以一定形式为公众所认知、当事人是否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等因素后作出的综合判断。该等裁判规则或可为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中有限合伙人身份的确认提供一些参考。 （三）未经工商登记的有限合伙人如何才能提起派生诉讼？ 对于未经工商登记的有限合伙人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已经记载在合伙协议之中，其身份也已经为其他合伙人所知，仅仅是未进行工商登记；另一种是将其对合伙企业的出资份额委托给其他名义出资人代持的合伙企业实际出资人，即“隐名有限合伙人”。 由于有限合伙人提起派生诉讼的前提是具备有限合伙人的身份，而在前述第二种情况下，隐名有限合伙人不仅未经工商登记，甚至未在合伙协议或其他合伙企业的文件中有所体现，往往只有代持其出资份额的名义出资人才知道隐名有限合伙人的存在，而第三人乃至合伙企业的其他合伙人有可能均不知道隐名有限合伙人的存在。此时，隐名有限合伙人是否具备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尚存在疑问，直接提起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将面临巨大障碍。 我们认为，隐名有限合伙人若要提起派生诉讼，首先要显名化，即先通过提起有限合伙人身份确认之诉来确认其有限合伙人的身份。身份确认的要求可参考《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6]以及《九民会议纪要》第28条[7]关于隐名股东身份确认的规定。在此基础上，隐名有限合伙人再提起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在主体资格上不应再存在障碍。 而对于前述第一种情况下已经记载于合伙协议之中，仅仅是未进行工商登记的有限合伙人而言，其身份已经过合伙企业其他合伙人的认可，不会破坏合伙企业的人合性，可能只是在入伙后尚未及时进行工商登记，如果仅仅因此就否认其提起派生诉讼的主体资格，未免有失公平。并且，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是为了有限合伙企业的利益而提起，胜诉裁决所确定的权利也将由合伙企业享有，不应在形式上对其有过多限制。因此，我们认为其应当有权直接提起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 当然，在司法实践中，不排除部分法院可能会以其未经过工商登记为由否认其原告主体资格，在此种情况下，有限合伙人也可以考虑采取前述隐名合伙人的诉讼路径，即先通过有限合伙人身份确认之诉确认其有限合伙人身份，再提起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 二、有限合伙人提起派生诉讼是否需要经过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并未对提起派生诉讼的有限合伙人需持有合伙企业多少财产份额作出限制，这与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制度的设计初衷是相一致的。由于有限合伙人是为了合伙企业的利益提起派生诉讼，如取得胜诉，也是由合伙企业来享有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所以没有必要限制提起派生诉讼的有限合伙人持有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这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各级司法机关的认可。 最高院在（2016）最高法民终756号案中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第二款第七项规定，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有限合伙人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本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该条款赋予了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合伙企业提起诉讼的权利，且并未限定其在个人出资额范围内提出诉讼请求，只要满足以合伙企业的利益为目的这一要求即可。”[8] 相应的，有限合伙人提起派生诉讼自然也不需要经过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明确规定有限合伙人提起派生诉讼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并未要求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才能提起派生诉讼。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的设计初衷本就是为了在极端情况下保护有限合伙人的权益，避免在执行事务合伙人不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有限合伙人维权无门，提起派生诉讼的前提本身就是“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如果能够取得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则完全可以以合伙企业自身的名义去主张权利，而没有提起派生诉讼的必要了。 三、有限合伙人身份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其提起派生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从合伙企业权益受到侵害，到有限合伙人提起派生诉讼，再到司法机构作出生效法律文书，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且往往会持续几个月乃至几年的时间。在这个持续的过程中，有限合伙人的身份有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提起派生诉讼的有限合伙人在生效法律文书作出前丧失了有限合伙人身份；又如，合伙企业权益受到侵害时尚未成为有限合伙人，但之后成为了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 我们认为，只要在提起派生诉讼之日至生效法律文书作出之日，原告持续具备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即不会对其提起派生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产生影响。如果原告在诉讼程序过程中丧失了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则其与案件之间的利害关系将不复存在，自然失去了提起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的主体资格，法院有可能会裁定驳回起诉。至于合伙企业遭受侵害时原告是否具有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对于享有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权利的合伙企业而言并无实质性影响，自然也不应对有限合伙人提起派生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产生影响。 上述观点在与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类似的股东代表诉讼案件中已经得到印证。在（2013）民申字第645号案件中，最高院认为，具备公司股东身份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身份要件，虽然东驰公司提起诉讼时持有徐工汽车公司40%的股份，具备徐工汽车公司股东的身份，但在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东驰公司将其所持股份全部转让给徐工机械公司，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由此，东驰公司已丧失了徐工汽车公司股东的身份，不符合股东代表诉讼的主体资格要求，丧失了在本案中继续以徐工汽车公司股东身份进行股东代表诉讼的资格。[9]在（2015）民申字第2204号案件中，最高院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10] 四、有限合伙企业应当以何种身份参与到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中？ 关于有限合伙企业应以什么身份参与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实践中存在一定的争议。如将合伙企业列为原告，则直接与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制度相悖，既然合伙企业本身已经是原告，又何来派生诉讼一说呢？如将合伙企业列为被告，则与合伙企业享有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这一法律后果直接矛盾，更加不可行。 实践中，合伙企业多是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诉讼程序，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作为第三人的身份不存在任何问题。如果将合伙企业列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则第三人的请求权与原告的请求权可能会存在冲突；如果将合伙企业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其又将享有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亦存在矛盾之处。实践中，亦有观点认为应将合伙企业作为证人参与到诉讼程序中，仅为便于查明案件事实之用，该种处理方式或可为各级法院提供一定的参考。 五、其他合伙人在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如何？ 合伙企业的其他合伙人，理论上应与合伙企业的利益保持一致，也应与提起派生诉讼的有限合伙人的利益保持一致。从司法实践中的处理方式来看，合伙企业的其他有限合伙人，可以与提起派生诉讼的有限合伙人一起作为原告参加派生诉讼，也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派生诉讼；对于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由于其不具备提起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的主体资格，即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因此不能作为原告参加派生诉讼，只能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派生诉讼（有限合伙人为了合伙企业的利益对其他合伙人提起诉讼的情况除外）。 无论是有限合伙人还是普通合伙人，都只是可以申请参加派生诉讼，但并非必须被追加为诉讼参与人参加派生诉讼。在（2016）最高法民终756号案件中，北京和信恒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一共有42名合伙人，但除了代表该合伙企业提起诉讼的焦建、刘强、陈凌三人以外，法院并未追加其他合伙人参与诉讼程序。[11]同样的，在（2016）最高法民终19号案件中，天津东方高圣诚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一共有9名合伙人，除了代表该合伙企业提起诉讼的世欣荣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外，法院也并未追加其他合伙人参与诉讼程序。[12] 注释： [1] 《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的下列行为，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七）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本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2] 参见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7民初14917号《民事裁定书》。 [3] 参见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2016）津0114民初9707号《民事裁定书》。 [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00054号《民事判决书》。 [5]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18号《民事判决书》。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7]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28条规定：“【实际出资人显名的条件】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限责任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对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公司以实际出资人的请求不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的规定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8]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756号《民事判决书》。 [9]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645号《民事裁定书》。 [10]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204号《民事裁定书》。 [1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756号《民事判决书》。 [1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19号《民事判决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