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宸观点 | 基金纠纷：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中的两大实体要素230
发表时间：2022-04-07 17:53 导语 根据《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下称“派生诉讼”）需要满足以下条件：第一，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第二，有限合伙人系为了合伙企业的利益提起派生诉讼；第三，有限合伙人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派生诉讼。实践中，常见的争议集中在如何认定“怠于行使权利”以及“为了合伙企业的利益”两个方面，本文即对此进行分析。 一、执行事务合伙人在什么情况下会被认定为“怠于行使权利”？ 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是有限合伙人提起派生诉讼的前提条件。如果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未怠于行使权利，则意味着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有限合伙企业的名义来主张权利，自然无需有限合伙人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派生诉讼。 实践中，有限合伙人提起派生诉讼的情形各有不同，因此对于执行事务合伙人是否“怠于行使权利”还需结合个案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总结各级法院在司法裁判中作出的裁判观点，我们认为，在如下几种情形下，执行事务合伙人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怠于行使权利”。 有限合伙人向执行事务合伙人发函督促其采取行动，而执行事务合伙人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来维护合伙企业的权益，这是典型的“怠于行使权利”的表现。 在（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5336号案件中，广州凯德铂瑞企业委托中信银行广州分行向广州国采公司提供贷款，但广州国采公司在贷款到期后未将款项归还。朱玉童作为广州凯德铂瑞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发函督促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清科公司履行管理职责，但该公司已无法联系。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认为，朱玉童作为有限合伙人在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追索依委托贷款合同所确定的债权时，根据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其有权为了有限合伙企业的利益以个人的名义提起诉讼。[1] 值得一提的是，在执行事务合伙人无法取得联系也即失联的情况下，虽然其不一定有“怠于行使权利”的主观故意，但客观上已经造成了合伙企业无法以自己的名义维权的后果，进而导致有限合伙人的权益受损。此时，执行事务合伙人未与有限合伙人保持畅通联系的行为本身就是未勤勉尽责的一种表现，应认定为其“怠于行使权利”，有限合伙人有权提起派生诉讼。 在被称为“国内首起私募基金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的（2016）最高法民终756号案中，焦建等三人作为和信投资中心的有限合伙人，以执行事务合伙人和信资本公司怠于行使权利为由，提起了派生诉讼。最高院二审认为，和信资本公司是否怠于行使权利，需要结合和信资本公司的作为，对案涉委托贷款发放之后的几个不同阶段逐一进行分析和判断。[2] 结合最高院在该案中的分析，我们认为，执行事务合伙人虽然采取了一定行动，但如果该等行动并未实质性地维护合伙企业的权益，也将被认定为“怠于行使权利”，具体而言： 第一，合伙企业对第三人享有多笔到期的债权，执行事务合伙人仅就其中的部分债权提起诉讼或仲裁，则对于尚未提起诉讼或仲裁的部分债权，执行事务合伙人仍为“怠于行使权利”。 第二，执行事务合伙人未履行合伙企业的决策程序，即同意合伙企业的债务人直接向个别有限合伙人（而非合伙企业本身）进行清偿，存在违背企业宗旨和损害合伙企业利益的风险，不能作为其积极行使权利的证明。 第三，执行事务合伙人与债务人达成延期还款协议后，并未督促债务人按照延期还款协议的约定履行债务，反而放任债务人拖延到期债务，在延期还款协议约定的还款期限到期后也未及时提起诉讼或仲裁程序，系“怠于行使权利”的证明。 ►（三）执行事务合伙人未能及时提起诉讼或仲裁程序 在合伙企业的权益受损时及时提起诉讼或仲裁来主张权利，是执行事务合伙人积极履行职责的体现，如果执行事务合伙人未能及时提起诉讼或仲裁程序，则有可能被认定为“怠于行使权利”。 在（2015）陕民二初字第00012号案件中，世欣荣和公司作为东方高圣的有限合伙人，认为合伙企业东方高圣的权益受损，遂向东方高圣及东方高圣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东方高圣公司发函，要求东方高圣及天津东方高圣公司立即采取行动，向法院提起诉讼。天津东方高圣公司回函表示已经聘请律师对相关文件进行研究，但一直未提起诉讼，世欣荣和公司遂以自己的名义提起了派生诉讼。 陕西高院认为，世欣荣和公司在认为合伙企业东方高圣的权利被侵犯时，已经就相关问题向东方高圣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发函催告，要求东方高圣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维护东方高圣的民事权利，东方高圣虽予以响应，但未依法提起民事诉讼，世欣荣和公司遂选择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并无不妥，符合法律规定。[3] 有限合伙人提起的派生诉讼被法院立案受理后，法院在实体审理程序中还需要结合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作为，具体分析其是否“怠于行使权利”。如果执行事务合伙人拒不接收诉讼材料，也不积极出庭应诉，则可能被认定为“怠于行使权利”。 在（2015）皖民二初字第00005号案件[即前述（2016）最高法民终756号案件的一审程序]中，安徽高院认为，案涉两笔委托贷款到期后，因和信投资中心一直没有通过诉讼或仲裁方式向瑞智公司主张债权，焦建等三人采取包括邮寄律师函等多种方式督促和信资本公司、和信投资中心行使权利主张债权，但一直未能与其取得联系。在诉讼中，法院亦向和信投资中心邮寄过开庭传票等材料，也均被退回，后经公告方式送达，和信投资中心仍未到庭参加诉讼。此应视为和信资本公司怠于行使权利。[4]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执行事务合伙人虽然出庭应诉，但其立场却并未代表合伙企业的利益，此时亦有可能被认定为“怠于行使权利”。 在（2018）浙0108民初1171号案中，周德光是网权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因网权企业在未经周德光同意的情况下，将其持有的优工品公司部分股权以0对价转让给梯麦企业，周德光遂发函要求网权企业及执行事务合伙人林振峰履行交易信息的公示义务。但网权企业在周德光不知情的情况下，再次将其持有的优工品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给了梯麦企业。周德光遂起诉要求确认网权企业与梯麦企业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认为，网权企业与梯麦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林振峰，从诉讼抗辩立场上看，网权企业不仅没有与合伙人周德光站在同一立场，反而与梯麦企业一同对抗周德光。由此可见，执行事务合伙人是属于拒绝代表合伙企业提起诉讼，“怠于行使权利”是显而易见的。[1] ►（六）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当综合考量商业判断规则与司法实践中对于“怠于行使权利”的认定标准 虽然存在一定争议，但现行主流观点认为，在私募基金中投资人与管理人之间成立的是信托法律关系。换言之，私募基金中，投资人基于对管理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管理人，并由管理人为投资人的利益而进行管理基金财产。在信托法律关系中，管理人虽负有相应的信义义务，但亦对管理事项享有自行判断的权利，这就是管理人的商业判断规则。 具体到派生诉讼当中，需要平衡管理人的商业判断规则与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的风险。我们认为，商业判断规则应区分合同是否有明确约定，区分股权投资与债权投资，以及到期债权与未到期债权等多个维度。对于基金合同有明确约定的事项，认定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应当更为谨慎；对于股权投资，管理人亦通常都有更大的商业判断空间，因为股权投资往往涉及更多商业考量，基金是否向被投公司追责并非必然。 二、有限合伙人并非“为了合伙企业的利益”提起派生诉讼会导致什么后果？ 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是为了合伙企业的利益而提起的，如果有限合伙人并非出于合伙企业的利益而提起派生诉讼，则其诉讼请求有可能会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在前述（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5336号案件中，有限合伙人朱玉童的诉讼请求为债务人直接向其偿还借款及利息。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认为，对于《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第二款第（七）项中有限合伙人为了有限合伙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的规定，其目的是通过有限合伙人来保护有限合伙企业的利益，并非保护有限合伙人的个人投资利益，即通过诉讼所确定的利益归于有限合伙企业。朱玉童的诉讼请求目的是保护其个人的投资利益，并非为有限合伙企业的利益，因此其诉请与法律规定不符，法院不予支持。[6] 在该案的关联案件（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5335号案件中，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亦作出了同样的判决，并且得到了二审法院广州中院的维持。[7] 在（2018）湘01民终6537号案件中，王燕作为兆华高信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兆华高信合伙企业及其债务人吉信房地产公司、刘兴跃提起了派生诉讼，要求三方主体向王燕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长沙中院同样认为，在执行事务合伙人兆华投资公司行使权利时，王燕作为有限合伙人单独就其所占合伙份额为了自身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向吉信房地产公司、刘兴跃提起诉讼，该提起诉讼的行为不属于维护合伙企业的利益为目标，且可能损害其他合伙人的利益，故王燕不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合伙企业提起诉讼。[8] 由此可见，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必须是“为了合伙企业的利益”提起的，胜诉后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也将由合伙企业享有，有限合伙人要求债务人直接向其偿付相关款项，明显与《合伙企业法》规定的精神不符，并且也可能会损害其他合伙人的利益，该等请求将不被法院所支持。 备注： [1] 见（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5336号《民事判决书》； [2] 见（2016）最高法民终756号《民事判决书》； [3] 因该案一审法律文书并未在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相关信息可参见二审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19号《民事判决书》； [4] 因该案一审法律文书并未在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相关信息可参见二审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56号《民事判决书》； [5] 见（2018）浙0108民初1171号《民事判决书》； [6] 见（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5336号《民事判决书》； [7] 见（2017）粤01民终3847号《民事判决书》； [8] 见（2018）湘01民终6537号《民事判决书》。 |